十月場「帶一本書來Book Bar」邀請到伴盟常務理事、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羅盤針，帶領大家一起閱讀德裔英國作者索菲·劉易斯（Sophie Lewis）的著作《Enemy Feminisms: TERFs, Policewomen, and Girlbosses Against Liberation》。本場活動由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教授陳宜倩主持。

活動一開始，宜倩老師便以台灣社會對代孕、跨性別權利與墮胎權等議題的不同立場，帶出台灣當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她也提到，許多婦女團體未必會自我定位為女性主義團體，反映出大家對女性主義的理解與組織身份的認同，皆可能存有差異。接著，盤針分享作者Lewis以「敵人的女性主義」這個概念，作為辨識女性主義陣營中的排他性與對身份純淨的追求，打破順性別的自然化敘事，將焦點從「誰有資格」轉回「情境如何對待人」與「社會如何分配存活的條件」，並以反法西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視角重構再生產勞動、家庭與法制。

敵人的女性主義：去武裝化

伴盟舉辦第三屆看見跨性別藝文展，而這場活動也可算是藝文展的暖身前哨。長期投入跨性別研究的盤針，分享台灣近年跨性別權利雖有所進展，卻也伴隨日益明顯的反挫，尤其在社群媒體上，針對跨性別者的惡意與仇恨言論，經常與特定女性主義論述交織，使跨性別議題彷彿成為女性主義內部永無止境的爭議。然而，若總是將焦點放在女性主義內部的支持與反對立場，反而可能讓排斥跨性別者的觀點持續占據討論的中心。

因此，盤針希望引介Sophie Lewis的著作《Enemy Feminisms》，指出跨性別排除並非當代才出現的現象，而是與女性主義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排他性事蹟密切相關：部分女性主義論述將女性權益限縮於特定群體，並以犧牲邊緣群體者的權益為代價，而非致力於改變整體社會的權力階層與壓迫結構。

盤針也介紹，Lewis堅持社會主義與反法西斯立場，而她最初為這本書取的書名是《笨蛋的女性主義》，靈感來自批判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的德文名言：「反猶是笨蛋的社會主義」，即將猶太人視為社會危機的替罪羊。Lewis認為，必須指認哪些女性主義並未建立解放的聯盟。她進一步指出，法西斯主義追求的是一種純淨，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就是得將特定群體以骯髒、病毒的比喻污名化，而面對這樣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力量，辨識「敵人」並不意味著要消滅對方，而是要設法讓其「去武裝化」，削弱其施加暴力與傷害他人的能力。這裡的「武裝」並非僅指實體武器，也包括在社會中推動排除性政策、制度改革與其他壓迫性措施的能力。

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盤針接著從 Sophie Lewis 的其他著作切入，介紹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核心關懷。Lewis的《全面代孕》（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與《廢除家庭》（Abolish the Family: A Manifesto for Care and Liberation）等作品雖然書名看似聳動，實際上卻是在激進的挑戰社會如何分配資源、照顧責任與生存條件。以代孕為例，Lewis不將妊娠視為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強調妊娠本身也是一種勞動，不應因此被簡化為商品交易或強化對孩子的個人所有權。既然生育與照顧支撐著整個社會的運作，社會就應共同承擔相關責任，提供足夠的資源與支持。同樣地，「廢除家庭」也不是要消滅家庭或讓人失去歸屬，而是反思為何家庭被視為分配資源的基本單位，當資源與支持高度依賴家庭，人們若無法進入或不符合傳統家庭的形式，更容易遭受資源剝奪，甚至陷入「社會死亡」的處境。這些看似挑釁的主張，實則試圖打開對家庭、親密關係與社會支持體系的重新想像。

回到《Enemy Feminisms》，盤針指出，Lewis批判的不只是排斥跨性別者的女性主義，也包括那些將女性一律想像成純潔、無害或不必為歷史暴行負責的論述。視女性為問題根源，或是認定女性永遠處於受害位置，兩種看似相反的觀點，都可能忽略女性作為歷史行動者的複雜性，以及部分女性主義如何與既有的壓迫體系結盟。Lewis以英美女性主義者協力種族主義與殖民帝國的歷史，以及當代「女老闆」（Girlboss）文化為例，說明教育、取得更高的社經地位，固然具有重要意義，但若只慶祝少數女性向上流動，卻不追問誰在承擔被轉移出去的照顧與再生產勞動，便可能讓其他弱勢女性與邊緣群體繼續承受剝削。因此，Lewis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關鍵強調重新思考整體社會如何分配勞動、資源與照顧責任。從家庭制度到環境議題，女性主義都應關注維繫生命所需的條件，並以創造一個讓每個人都能生活與生存的世界為目標。

我們要的女性主義是什麼？

在演講後段，盤針分享Lewis對排跨女性主義的批判，指出排斥跨性別者的論述不只造成當下的社會傷害，更影響國家政策與醫療制度，長期限制跨性別者取得必要照顧的權利。作者在書的結尾引用女性主義者Emma Heaney的觀點：女性主義反對「順性別」，重新思考順性別規範如何透過「自然」與「不自然」的二分，決定誰有資格生育、誰應承擔再生產勞動，以及哪些生命被視為值得延續。順性別規範與法西斯主義的優生學邏輯相互呼應：有些人被要求生育，有些人卻被迫絕育，反映出社會對生命延續的權力分配並不平等。

以墮胎權的爭議為例，Lewis認為若僅以抽象的「保護生命或保護女性」為出發點，卻忽略懷孕者被迫持續妊娠的痛苦其實是更加暴力，因此不該止於「為了生命去肯定生命」，而是要去思考能不能創造每個人都能存活的世界，包括孩子出生後若不符合純淨或主流的樣子，能否在不受排斥的環境中生活。最後，盤針指出，很多時候我們在爭論女性主義是什麼、包含了誰？但或許，換個角度思考：女性主義是否不必一直討論「誰才是最有資格活下去的女性」，而是關注如何讓每個人都能好好地生存。

對此，宜倩老師也回應，這本書帶給她重要的啟發，是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思考角度：與其不斷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或女性，不如回到具體的社會情境如何對待不同身份的人，而作者所說的「辨識」是為了理解法西斯主義對純淨追求如何維持，並設法使其失去支配力量，也就是一種「去武裝化」。這提醒我們，要追問人們為什麼會因身體構造、性別認同或種族身份等差異而受到不平等對待，並將焦點放回社會關係、情境脈絡與資源分配，而非執著於界定誰才有資格被承認。

Q&A交流

在Q&A交流中，參與者從墮胎權、跨性別排除與性別暴力等議題出發，分享各自在生活、研究與實務工作中的觀察。有人提到，社會與司法往往期待受害者符合「純潔、無辜」的完美想像，卻忽略不同性別、性工作者及其他處境的倖存者也經歷暴力、需要支持。當我們過度執著於受害者的身分、身體特徵或經歷是否符合既定標準，反而可能讓某些人的傷害不被看見，也讓他們更難開口求助。現場真誠的分享，讓書中對排他性女性主義的批判，與大家的生命經驗產生了深刻連結。

面對大家提出的問題，盤針與宜倩老師也回應，理解性別暴力不能只靠簡單的性別分類，更需要看見暴力如何在具體情境中發生，以及一個人受到什麼傷害、需要什麼支持。宜倩老師提醒，性別分類本身就深受社會觀念影響，而法律與制度的改變往往跟不上人們生活經驗的複雜性。盤針也坦言，讀完一本書、參與一次活動，或透過一場對話，都不一定能立即改變一個人的想法；但社會的改變需要我們一次次回到具體的生活情境，練習理解彼此的差異。即使曾經受傷、心中仍帶著恐懼，依然有機會建立新的關係、探索不同的人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