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場的「帶一本書來Book Bar」，邀請到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吳嘉苓，以其著作《多胞胎共和國：臺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為主題，並由伴盟創會理事長許秀雯律師從旁主持對談。活動一開始，嘉苓老師便以自身長期投入人工生殖研究的經驗切入，帶領現場讀者重新理解臺灣人工生殖技術發展背後交織的國族想像、醫療制度與家庭期待。

現場討論氣氛熱烈，參與者也不時回應。從臺灣人工生殖的技術史、與他國制度的比較，到臨床實作中的倫理難題與法律規範，逐步描繪一副「希望與風險並存」的圖像，嘉苓老師指出這本書的書寫旨在突破目前普遍較聚焦於「誰能使用」的討論，希望將視角擴及至「技術如何運作」的層面，尤其在科技與制度的背後，其實承載著孕產者、家庭與醫療工作者有血有淚的故事。

臺灣的多胚胎植入

嘉苓老師分享《多胞胎共和國》的寫作起點，回到20多年前一次在韓國的學術交流。當時，一名學者向她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臺灣植入胚胎數目是全世界最多的？」她解釋，植入較多的胚胎雖然看似提高懷孕成功率，卻也同時增加多胞胎與減胎手術的風險，甚至危及母親與小孩的生命安全。然而，臺灣的胚胎植入數目長期未明顯下降。嘉苓老師笑稱，帶著這個謎團，一做便投入了20年的研究。

談到其中原因，她直言，一個簡單但有趣的解釋是：試管嬰兒（IVF）對臺灣科技界來說是光榮的事。

世界第一個試管嬰兒於1978年在英國誕生，2010年，研發IVF技術的英國科學家Robert Edwards獲頒諾貝爾獎。然而，嘉苓老師特別提到，這項技術其實來自三人團隊的共同努力：除了Edwards，還包括婦產科醫師Patrick Steptoe與女性胚胎師Jean Purdy。猶豫諾貝爾獎不頒發給已故者，已逝的兩人都未能獲獎，而後者的貢獻更長期被忽略。嘉苓老師藉此指出，當時這個技術非常轟動，但是在英國傳奇的敘事中常常沒有她；所幸近年隨著女性歷史的改寫，Purdy的貢獻被重新看見。

當IVF成為國家光榮

回到臺灣的歷史脈絡，正處於戒嚴時期，且經歷與美國斷交、退出聯合國的外交困境，社會瀰漫一種「被世界拋棄」的感覺。在這樣的氛圍下，追求「亞洲第一、世界領先」的科技突破，被賦予高度的國家光榮意義。嘉苓老師提到，無論是當年的忠仁忠義連體嬰分割手術，或1985年臺灣臺灣第一名試管嬰兒「張小弟」於榮總誕生，都被媒體大幅報導，成為象徵國家進步與科技實力的重要事件，「國家之光」的敘事也由此形成。

如今，臺灣《人工生殖法》仍依循2007年制定的版本，其中規定最多可植入四個胚胎。然而，這一波修法並未針對多胚胎植入的規範進行討論與調整，而嘉苓老師認為，這部分其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她也提醒，若對照日本等國的相關規範，就會看見不同社會如何理解生殖風險與醫療責任之間關係的差異。

「希望」VS「風險」

嘉苓老師在分享中提到，自己在書裡使用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預想」，也就是人們對未來的設想。她原先想從「風險」的角度切入人工生殖議題，保有批判性的視角，但長期研究後發現，真實世界不只是圍繞風險運作。無論是醫界或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民眾，往往都同時懷抱著強烈的「希望」：醫師期待技術成功、診所能讓病人滿意，而使用者也並非只是依循「避免危險」的理性邏輯行動，而是渴望透過科技實現某些人生期待。因此，她認為人工生殖是一個希望與風險並存的領域。

她也比較了不同國家的社會氛圍，日本醫學界對婦產科新興技術較為謹慎，尤其擔憂IVF會導致畸形胎兒的問題，加上過去曾經歷公衛爭議的法律訴訟，因此，醫學會建立了許多自律規範，例如：推動單一胚胎植入、詳細記錄異常案例、揭露相關風險等。

相較之下，臺灣的規範較偏向市場導向與成功率競爭。醫院廣告會突顯「本院成功率高達八成」、「60歲婦女成功生女」、「只要堅持就會成功」等敘事。嘉苓老師提醒，人工生殖的成功不應以「懷孕」計算，而應以「活產率」為標準；此外，極端案例也不應當作廣告宣傳。然而，臺灣卻常把這些「成功故事」當作網頁的主軸，也因此容易造成民眾接收資訊的不對等。

多胞胎與減胎風險

嘉苓老師談到，這本書後半部聚焦於孕產女性使用人工生殖的多樣經歷。目前約有80%使用人工生殖的女性超過35歲，她特別分享其中一位受訪者婷婷的故事。婷婷很早結婚，但一路拖到最後才決定使用人工生殖，原本只是想著「既然有政府輔助就試試看」，沒想到一次就懷上四胞胎。她原本希望減至一胎，醫生卻反問：如果那一胎萬一沒了怎麼辦？最後減為兩胎，但不幸的是，出生的兩個小孩面臨許多健康問題。嘉苓老師指出，臺灣是全世界執行減胎最多的國家之一，而這其實也意味著孕產者與胎兒需承擔更高風險。

她提到，媽媽在面臨是否減胎的抉擇時，往往處於資訊高密集度的狀態，除了醫生之間建議不一，也夾雜親友與民俗說法。尤其減胎存在「全部流產」的副作用，對於好不容易懷上的媽媽來說，每個決定都格外沉重。事實上，許多國家推動單一胚胎植入，正是為了降低多胞胎與減胎帶來的風險。

安胎顛簸之路

嘉苓老師也直言，「安胎」其實是整個過程最艱辛的一環。從實證醫學來看，其實沒有所謂安胎治療或相關藥物，而長期臥床並沒有明確效果，但社會普遍認為安胎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動。然而，實際上安胎遠比外界想像更劇烈痛苦，有些孕婦因為肚子過大容易喘、行動困難需要坐輪椅。也有人在請安胎假時，焦慮工作是否不保，同時又得承受「媽媽要快樂，孩子才會健康」的胎教壓力。

她形容，許多女性在人工生殖歷程中承受很大的身心負荷：從打針、吃藥、副作用、多胞胎懷孕、到減胎與長時間安胎，只為了撐到胎兒足月出生，避免住進保溫箱，好讓自己成為「負責任」的媽媽，整個過程都太驚心動魄。多胞胎懷孕就變成高風險產婦、也幾乎都要安胎，在晚婚晚育的趨勢下，一旦決定進入人工生殖療程，往往就像踏上一條漫長而顛簸的路。她寫這本書的用意，也正式希望打開科技的黑盒子，在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環節上，我們要預想的，是以媽媽為重，尤其在照護的細節上，對孕產者更加友善與周全。

     最後，針對聽眾提出的人工生殖法修法問題，秀雯律師指出，衛福部目前版本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至少存在兩大問題。首先，該版本用語採用性別綁定特定配子與器官的預設，因而排除了跨性別者，例如將「女性」及「女同性雙方」預設為有卵子及子宮者、男性則預設無卵子或子宮者。然而，臺灣目前已有多起跨性別者未經手術打換證官司勝訴，並成功變更性別登記之案例，因此法律上的男性可能擁有子宮、法律上的女性也可能有精子，但這樣的跨性別者卻可能因不符該修正草案法條用語的預設，而無法合法使用自己的精卵或運用自己的子宮來懷胎分娩，因此，她主張法定性別與精卵或子宮的預設應脫鉤，將跨性別者生育權平等納入考量。其次，她提到另一象徵意義的問題，反映出同婚合法化七年後，同志配偶關係在制度中依然處於次等地位，譬如法條中「受術配偶」的定義刻意分列「夫妻」及「成立第二條關係的女性雙方當事人」，彷彿同性婚姻登記不是婚姻，而刻意使用同婚專法所規定的「第二條關係」稱之。「配偶」之用語本可以同時涵蓋同性與異性，立法技術上也沒有必要刻意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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