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 / 作者 鄭凱元 (非同一性的健康促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或譯女性割禮、女性生殖器殘割）是對於生理女性（female）外生殖器部分或全面的移除，或者其他非醫療原因對於女性生殖器官的傷害。世衛估計，全球有超過兩億女性曾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而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一個有民族、文化或宗教意涵的實踐，其發生率高度地集中在非洲、中東與亞洲。

全球社群對於女生生殖器切割，普遍具有強烈的反對共識。根據生殖健康中心的統計，至少有 30 個國家明確立法，禁止相關行為。雖然 30 看似不多，但這些立法的國家，大多是盛行此一風俗、或有許多移民來自此習俗盛行地區，還有更多其他國家，以更廣泛的法律作為禁止此一行為的依據。

聯合國體系對於此議題的立場也非常明確，婦女地位委員會（Co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是經濟社會理事會下的附屬機構）與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8 年先後通過各自的決議文，指出女性生殖器切割是一種對於女人與女孩人權的迫害，應予以根除。

即便如此，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根據國際媒體報導，今年 7 月，一位索馬利亞的 10 歲女孩，因為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不幸失血致死，過程中還因為使用未消毒的器械，而使女孩感染破傷風。當局宣布相關人士將被起訴。

索馬利亞是世界上女性生殖器切割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雖然已經立法禁止女性生殖器切割，但卻因為保守的觀念或宗教團體的阻礙，而遲遲沒有通過罰則，這個案例若順利起訴，將會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健康效益論 vs. 民間文化

「沒有任何健康益處，唯有傷害（No health benefit, only harm）」是呼籲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一個重要論述，透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對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傷害，倡議者試圖證成女性生殖器切割為「人權危害」。本文希望以較為批判性的角度，檢視這樣的論述。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索國超過 9 成的婦女接受了生殖器切割。在當局立法禁止的狀況下，這般盛行程度背後，反映了來自民間強大的支持力度。這次事件身亡女孩的父親説：「當地的居民接受這個習俗，孩子的母親也同意⋯⋯這是文化的一部分。」

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施行者通常也都是女性，而施術者則會獲得豐厚的報酬，沒有人敢說自己比這些婦女更了解生殖器切割的傷害與風險──面對那些積極支持並參與相關習俗的女性，一廂情願地揮舞「沒有任何健康益處」這樣自認公正客觀的論述，可能只會顯得無知。

一位親自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母親說：「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女人就要『切』，如果不切是會被虐待和辱罵的。」如果接受切割在社會地位乃至於生存所帶來益處，超越了手術本身的傷害，那健康效益論對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效果，就非常值得懷疑。

對健康有益的生殖器切割？

回到世界衛生組織對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定義，我們忍不住發現它所強調的「非醫療原因」。也許這個強調源自一個心虛感，而心虛感則也許源自醫療部門本身曾在女性與男性身上所施行過無數次的生殖器切割。

以去年為例，台灣每年至少有將近 20 萬名孕產婦的生殖器受到人為損傷。剖腹產的侵入性無須贅言，即使是自然產，也經常需要對外生殖器進行麻醉後的切割以協助分娩（會陰切開術）。事實上，醫療人類學積極地批判分娩的醫療化，詢問這些以「協助生產」為名義的醫療介入是否真的必要，或有助於母胎健康，乃至於推廣盡量降低醫療介入的自然分娩（natural childbirth）觀念。

不論生產醫療化是否有本質上的問題，僅是相對性地檢視生產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健康論述，我們似乎即可發現一個偏袒醫療體系的效益論式道德評判。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透過「對健康有益」此一金牌，獲得了女性生殖器切割所沒有的赦免，一個是醫療服務；另一個是人權戕害。

討論生產與女性生殖器切割之間的關係，絕非意圖辯稱對於女性身體的介入沒有適切與否的界線，而是透過挑戰這個界線，來釐清健康效益是否真的能夠在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倡議中服眾，甚至是作為人權論述的支持。

男性也有生殖器切割？

雖然文章以女性生殖器切割起始，但若我們不（至少簡短地）將注意力轉向男性在生殖器切割這個議題上的處境與經驗，那麼或許會是這個討論的一大缺陷。

女性受到傳統父權結構壓迫更甚於男性，並不能作為在進行性別論述時遺漏男性的理由。性別結構的權力施展龐雜細緻，對女性受害經驗的單一關注，不但強化了女性作為被動客體的想像，更喪失了對性別結構進行更完整解析的機會。何況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的關係並非線性，生殖器切割不僅僅是單一性別所可能面對的課題；而對於男性生殖器切割的討論，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查醫療霸權在政策論述建立上的角色。

但是真的有「男性生殖器切割」嗎？讓人意外地是，不但真的有，其盛行率甚至超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只是也許人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割包皮。再次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另一份報告，全球約有 1/3 的男性接受過包皮切割。男性包皮切割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宗教、文化、社會與健康考量。

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比較，男性包皮切割的盛行率與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度遠遠更高，其背後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對於包皮切割健康效益的實證與推廣──在此，我們再次看見醫療體系依賴了家父長式的效益論口吻。

很多接受包皮切割的男性都在新生兒階段進行手術，在這些案例中其所反映的，不論是文化或健康意識形態，個人身體自主權等，都明顯缺席。沒有獲得同意的男性包皮切割，其實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有同樣的極權傾向，亦即以同一性的健康效益論述來規訓人的身體。

當結構不平等，如何侈談「自由」？

在嘗試說明為什麼「沒有健康效益」可能不但無助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甚至還有極權化的危險之後，必須強調這樣的批判，絕非擁護女性生殖器切割，而是希望將批判的論述重心移往他處。

事實上，大多數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女孩都未滿 10 歲，就算是成年、知情並同意接受手術的女性，當她們所處的社會對於女性高度的歧視與不友善時，我們很難辯稱這些接受割禮的女性，真的有太多為自己身體做決定的可能性。

在如此脈絡下，今天不論有沒有健康效益論述的介入，女性生殖器切除習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漠視身體自主的龐大結構的一環。這個結構所傷害的絕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殖器，更是女性的自我認同、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甚至是多元性別的開展。

不過，肯認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性別壓迫的一環，仍不代表我們就可以懷抱著一股對「進步價值」的絕對信仰，從天而降、恣意豪爽地想來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女性」，用一個新的霸權來取代舊的霸權，行徑同樣的荒謬。

但另一方面，若是以尊重在地文化或避免霸權式介入為由，而流於「既然是當地文化就給予尊重」或「何不尊重這些女性自己的決定？」的論述，就反而忽視了性別、權力、宗教等等結構對於個體能動性的巨大箝制。

無視壓迫性結構地鼓勵個人自主，好像問被關在籠子裡的鳥：「何不飛？」不但無濟於事，甚至反而幫助了維穩結構，並避免了反省和除魅。因此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最根本的做法，也許就是拆解其所服務的這個性別、權力、宗教盤根錯節的結構。

「正常的醫療介入」存在嗎？

我希望用最後一個類比來支持這樣的戰略。人們可以聲稱女性生殖器切割其實不過就像削骨、打肉毒一樣，是一個沒有健康效益，乃至於有健康風險的身體傷害。

然而這樣的類比並不會合理化女性生殖器切割，反而是暴露了這些被主流價值觀視為相對正常的醫療介入，其實同樣可以被歸因於壓迫性結構對身體的規訓：社會對於美的狹隘定義、對於身體的物化、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等。但我們並不會因此禁止知情同意的美容手術，而是嘗試打破這些將美容手術正常化的結構，好抽掉它下面的薪火。

因此，也許「健康效益」並不是推動女性生殖器切割最合適的論述，更重要的進路，是對於整個將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權力展現工具之一的壓迫性結構的解構與質問。而對結構的逼視與拆解是永恆的事業，其行動者需要堅韌的反身性，時時檢視自己的行動是否反而助長了另一個霸權。

小結

面對生殖器切割議題，實務上我們應該盡可能減少女性生殖器切割所帶來的危害，這當然包含了對於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限制，尤其是在缺乏任何可見效益及明確個人意志的處境下，在女性生殖器切割盛行乃至於法律體系仍不完整（例如索馬利亞）的區域，則需要更全面的健康與性別教育。

而觀念上我們則不能停止對於女性割禮在文化脈絡中的角色更細緻的挖掘，尤其避免民族中心主義或本質主義式的凝視或想像，並讓身處其中的女性生命經驗得到開展與對話的機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就要『切』」？──索馬利亞的十歲女孩之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或譯女性割禮、女性生殖器殘割）是對於生理女性（female）外生殖器部分或全面的移除，或者其他非醫療原因對於女性生殖器官的傷害。世衛估計，全球有超過兩億女性曾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而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一個有民族、文化或宗教意涵的實踐，其發生率高度地集中在非洲、中東與亞洲。

全球社群對於女生生殖器切割，普遍具有強烈的反對共識。根據生殖健康中心的統計，至少有 30 個國家明確立法，禁止相關行為。雖然 30 看似不多，但這些立法的國家，大多是盛行此一風俗、或有許多移民來自此習俗盛行地區，還有更多其他國家，以更廣泛的法律作為禁止此一行為的依據。

聯合國體系對於此議題的立場也非常明確，婦女地位委員會（Co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是經濟社會理事會下的附屬機構）與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8 年先後通過各自的決議文，指出女性生殖器切割是一種對於女人與女孩人權的迫害，應予以根除。

即便如此，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根據國際媒體報導，今年 7 月，一位索馬利亞的 10 歲女孩，因為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不幸失血致死，過程中還因為使用未消毒的器械，而使女孩感染破傷風。當局宣布相關人士將被起訴。

索馬利亞是世界上女性生殖器切割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雖然已經立法禁止女性生殖器切割，但卻因為保守的觀念或宗教團體的阻礙，而遲遲沒有通過罰則，這個案例若順利起訴，將會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健康效益論 vs. 民間文化

「沒有任何健康益處，唯有傷害（No health benefit, only harm）」是呼籲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一個重要論述，透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對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傷害，倡議者試圖證成女性生殖器切割為「人權危害」。本文希望以較為批判性的角度，檢視這樣的論述。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索國超過 9 成的婦女接受了生殖器切割。在當局立法禁止的狀況下，這般盛行程度背後，反映了來自民間強大的支持力度。這次事件身亡女孩的父親説：「當地的居民接受這個習俗，孩子的母親也同意⋯⋯這是文化的一部分。」

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施行者通常也都是女性，而施術者則會獲得豐厚的報酬，沒有人敢說自己比這些婦女更了解生殖器切割的傷害與風險──面對那些積極支持並參與相關習俗的女性，一廂情願地揮舞「沒有任何健康益處」這樣自認公正客觀的論述，可能只會顯得無知。

一位親自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母親說：「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女人就要『切』，如果不切是會被虐待和辱罵的。」如果接受切割在社會地位乃至於生存所帶來益處，超越了手術本身的傷害，那健康效益論對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效果，就非常值得懷疑。

對健康有益的生殖器切割？

回到世界衛生組織對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定義，我們忍不住發現它所強調的「非醫療原因」。也許這個強調源自一個心虛感，而心虛感則也許源自醫療部門本身曾在女性與男性身上所施行過無數次的生殖器切割。

以去年為例，台灣每年至少有將近 20 萬名孕產婦的生殖器受到人為損傷。剖腹產的侵入性無須贅言，即使是自然產，也經常需要對外生殖器進行麻醉後的切割以協助分娩（會陰切開術）。事實上，醫療人類學積極地批判分娩的醫療化，詢問這些以「協助生產」為名義的醫療介入是否真的必要，或有助於母胎健康，乃至於推廣盡量降低醫療介入的自然分娩（natural childbirth）觀念。

不論生產醫療化是否有本質上的問題，僅是相對性地檢視生產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健康論述，我們似乎即可發現一個偏袒醫療體系的效益論式道德評判。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透過「對健康有益」此一金牌，獲得了女性生殖器切割所沒有的赦免，一個是醫療服務；另一個是人權戕害。

討論生產與女性生殖器切割之間的關係，絕非意圖辯稱對於女性身體的介入沒有適切與否的界線，而是透過挑戰這個界線，來釐清健康效益是否真的能夠在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倡議中服眾，甚至是作為人權論述的支持。

男性也有生殖器切割？

雖然文章以女性生殖器切割起始，但若我們不（至少簡短地）將注意力轉向男性在生殖器切割這個議題上的處境與經驗，那麼或許會是這個討論的一大缺陷。

女性受到傳統父權結構壓迫更甚於男性，並不能作為在進行性別論述時遺漏男性的理由。性別結構的權力施展龐雜細緻，對女性受害經驗的單一關注，不但強化了女性作為被動客體的想像，更喪失了對性別結構進行更完整解析的機會。何況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的關係並非線性，生殖器切割不僅僅是單一性別所可能面對的課題；而對於男性生殖器切割的討論，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查醫療霸權在政策論述建立上的角色。

但是真的有「男性生殖器切割」嗎？讓人意外地是，不但真的有，其盛行率甚至超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只是也許人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割包皮。再次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另一份報告，全球約有 1/3 的男性接受過包皮切割。男性包皮切割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宗教、文化、社會與健康考量。

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比較，男性包皮切割的盛行率與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度遠遠更高，其背後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對於包皮切割健康效益的實證與推廣──在此，我們再次看見醫療體系依賴了家父長式的效益論口吻。

很多接受包皮切割的男性都在新生兒階段進行手術，在這些案例中其所反映的，不論是文化或健康意識形態，個人身體自主權等，都明顯缺席。沒有獲得同意的男性包皮切割，其實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有同樣的極權傾向，亦即以同一性的健康效益論述來規訓人的身體。

當結構不平等，如何侈談「自由」？

在嘗試說明為什麼「沒有健康效益」可能不但無助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甚至還有極權化的危險之後，必須強調這樣的批判，絕非擁護女性生殖器切割，而是希望將批判的論述重心移往他處。

事實上，大多數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女孩都未滿 10 歲，就算是成年、知情並同意接受手術的女性，當她們所處的社會對於女性高度的歧視與不友善時，我們很難辯稱這些接受割禮的女性，真的有太多為自己身體做決定的可能性。

在如此脈絡下，今天不論有沒有健康效益論述的介入，女性生殖器切除習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漠視身體自主的龐大結構的一環。這個結構所傷害的絕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殖器，更是女性的自我認同、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甚至是多元性別的開展。

不過，肯認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性別壓迫的一環，仍不代表我們就可以懷抱著一股對「進步價值」的絕對信仰，從天而降、恣意豪爽地想來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女性」，用一個新的霸權來取代舊的霸權，行徑同樣的荒謬。

但另一方面，若是以尊重在地文化或避免霸權式介入為由，而流於「既然是當地文化就給予尊重」或「何不尊重這些女性自己的決定？」的論述，就反而忽視了性別、權力、宗教等等結構對於個體能動性的巨大箝制。

無視壓迫性結構地鼓勵個人自主，好像問被關在籠子裡的鳥：「何不飛？」不但無濟於事，甚至反而幫助了維穩結構，並避免了反省和除魅。因此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最根本的做法，也許就是拆解其所服務的這個性別、權力、宗教盤根錯節的結構。

「正常的醫療介入」存在嗎？

我希望用最後一個類比來支持這樣的戰略。人們可以聲稱女性生殖器切割其實不過就像削骨、打肉毒一樣，是一個沒有健康效益，乃至於有健康風險的身體傷害。

然而這樣的類比並不會合理化女性生殖器切割，反而是暴露了這些被主流價值觀視為相對正常的醫療介入，其實同樣可以被歸因於壓迫性結構對身體的規訓：社會對於美的狹隘定義、對於身體的物化、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等。但我們並不會因此禁止知情同意的美容手術，而是嘗試打破這些將美容手術正常化的結構，好抽掉它下面的薪火。

因此，也許「健康效益」並不是推動女性生殖器切割最合適的論述，更重要的進路，是對於整個將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權力展現工具之一的壓迫性結構的解構與質問。而對結構的逼視與拆解是永恆的事業，其行動者需要堅韌的反身性，時時檢視自己的行動是否反而助長了另一個霸權。

小結

面對生殖器切割議題，實務上我們應該盡可能減少女性生殖器切割所帶來的危害，這當然包含了對於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限制，尤其是在缺乏任何可見效益及明確個人意志的處境下，在女性生殖器切割盛行乃至於法律體系仍不完整（例如索馬利亞）的區域，則需要更全面的健康與性別教育。

而觀念上我們則不能停止對於女性割禮在文化脈絡中的角色更細緻的挖掘，尤其避免民族中心主義或本質主義式的凝視或想像，並讓身處其中的女性生命經驗得到開展與對話的機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就要『切』」？──索馬利亞的十歲女孩之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或譯女性割禮、女性生殖器殘割）是對於生理女性（female）外生殖器部分或全面的移除，或者其他非醫療原因對於女性生殖器官的傷害。世衛估計，全球有超過兩億女性曾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而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一個有民族、文化或宗教意涵的實踐，其發生率高度地集中在非洲、中東與亞洲。

全球社群對於女生生殖器切割，普遍具有強烈的反對共識。根據生殖健康中心的統計，至少有 30 個國家明確立法，禁止相關行為。雖然 30 看似不多，但這些立法的國家，大多是盛行此一風俗、或有許多移民來自此習俗盛行地區，還有更多其他國家，以更廣泛的法律作為禁止此一行為的依據。

聯合國體系對於此議題的立場也非常明確，婦女地位委員會（Co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是經濟社會理事會下的附屬機構）與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8 年先後通過各自的決議文，指出女性生殖器切割是一種對於女人與女孩人權的迫害，應予以根除。

即便如此，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根據國際媒體報導，今年 7 月，一位索馬利亞的 10 歲女孩，因為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不幸失血致死，過程中還因為使用未消毒的器械，而使女孩感染破傷風。當局宣布相關人士將被起訴。

索馬利亞是世界上女性生殖器切割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雖然已經立法禁止女性生殖器切割，但卻因為保守的觀念或宗教團體的阻礙，而遲遲沒有通過罰則，這個案例若順利起訴，將會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健康效益論 vs. 民間文化

「沒有任何健康益處，唯有傷害（No health benefit, only harm）」是呼籲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一個重要論述，透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對生理與心理健康的傷害，倡議者試圖證成女性生殖器切割為「人權危害」。本文希望以較為批判性的角度，檢視這樣的論述。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索國超過 9 成的婦女接受了生殖器切割。在當局立法禁止的狀況下，這般盛行程度背後，反映了來自民間強大的支持力度。這次事件身亡女孩的父親説：「當地的居民接受這個習俗，孩子的母親也同意⋯⋯這是文化的一部分。」

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施行者通常也都是女性，而施術者則會獲得豐厚的報酬，沒有人敢說自己比這些婦女更了解生殖器切割的傷害與風險──面對那些積極支持並參與相關習俗的女性，一廂情願地揮舞「沒有任何健康益處」這樣自認公正客觀的論述，可能只會顯得無知。

一位親自接受過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母親說：「要成為一位真正的女人就要『切』，如果不切是會被虐待和辱罵的。」如果接受切割在社會地位乃至於生存所帶來益處，超越了手術本身的傷害，那健康效益論對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效果，就非常值得懷疑。

對健康有益的生殖器切割？

回到世界衛生組織對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定義，我們忍不住發現它所強調的「非醫療原因」。也許這個強調源自一個心虛感，而心虛感則也許源自醫療部門本身曾在女性與男性身上所施行過無數次的生殖器切割。

以去年為例，台灣每年至少有將近 20 萬名孕產婦的生殖器受到人為損傷。剖腹產的侵入性無須贅言，即使是自然產，也經常需要對外生殖器進行麻醉後的切割以協助分娩（會陰切開術）。事實上，醫療人類學積極地批判分娩的醫療化，詢問這些以「協助生產」為名義的醫療介入是否真的必要，或有助於母胎健康，乃至於推廣盡量降低醫療介入的自然分娩（natural childbirth）觀念。

不論生產醫療化是否有本質上的問題，僅是相對性地檢視生產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健康論述，我們似乎即可發現一個偏袒醫療體系的效益論式道德評判。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透過「對健康有益」此一金牌，獲得了女性生殖器切割所沒有的赦免，一個是醫療服務；另一個是人權戕害。

討論生產與女性生殖器切割之間的關係，絕非意圖辯稱對於女性身體的介入沒有適切與否的界線，而是透過挑戰這個界線，來釐清健康效益是否真的能夠在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倡議中服眾，甚至是作為人權論述的支持。

男性也有生殖器切割？

雖然文章以女性生殖器切割起始，但若我們不（至少簡短地）將注意力轉向男性在生殖器切割這個議題上的處境與經驗，那麼或許會是這個討論的一大缺陷。

女性受到傳統父權結構壓迫更甚於男性，並不能作為在進行性別論述時遺漏男性的理由。性別結構的權力施展龐雜細緻，對女性受害經驗的單一關注，不但強化了女性作為被動客體的想像，更喪失了對性別結構進行更完整解析的機會。何況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的關係並非線性，生殖器切割不僅僅是單一性別所可能面對的課題；而對於男性生殖器切割的討論，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查醫療霸權在政策論述建立上的角色。

但是真的有「男性生殖器切割」嗎？讓人意外地是，不但真的有，其盛行率甚至超過女性生殖器切割；只是也許人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割包皮。再次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另一份報告，全球約有 1/3 的男性接受過包皮切割。男性包皮切割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宗教、文化、社會與健康考量。

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比較，男性包皮切割的盛行率與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度遠遠更高，其背後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對於包皮切割健康效益的實證與推廣──在此，我們再次看見醫療體系依賴了家父長式的效益論口吻。

很多接受包皮切割的男性都在新生兒階段進行手術，在這些案例中其所反映的，不論是文化或健康意識形態，個人身體自主權等，都明顯缺席。沒有獲得同意的男性包皮切割，其實與女性生殖器切割有同樣的極權傾向，亦即以同一性的健康效益論述來規訓人的身體。

當結構不平等，如何侈談「自由」？

在嘗試說明為什麼「沒有健康效益」可能不但無助於遏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甚至還有極權化的危險之後，必須強調這樣的批判，絕非擁護女性生殖器切割，而是希望將批判的論述重心移往他處。

事實上，大多數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女孩都未滿 10 歲，就算是成年、知情並同意接受手術的女性，當她們所處的社會對於女性高度的歧視與不友善時，我們很難辯稱這些接受割禮的女性，真的有太多為自己身體做決定的可能性。

在如此脈絡下，今天不論有沒有健康效益論述的介入，女性生殖器切除習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漠視身體自主的龐大結構的一環。這個結構所傷害的絕不僅僅是女性的生殖器，更是女性的自我認同、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甚至是多元性別的開展。

不過，肯認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性別壓迫的一環，仍不代表我們就可以懷抱著一股對「進步價值」的絕對信仰，從天而降、恣意豪爽地想來拯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女性」，用一個新的霸權來取代舊的霸權，行徑同樣的荒謬。

但另一方面，若是以尊重在地文化或避免霸權式介入為由，而流於「既然是當地文化就給予尊重」或「何不尊重這些女性自己的決定？」的論述，就反而忽視了性別、權力、宗教等等結構對於個體能動性的巨大箝制。

無視壓迫性結構地鼓勵個人自主，好像問被關在籠子裡的鳥：「何不飛？」不但無濟於事，甚至反而幫助了維穩結構，並避免了反省和除魅。因此對抗女性生殖器切割最根本的做法，也許就是拆解其所服務的這個性別、權力、宗教盤根錯節的結構。

「正常的醫療介入」存在嗎？

我希望用最後一個類比來支持這樣的戰略。人們可以聲稱女性生殖器切割其實不過就像削骨、打肉毒一樣，是一個沒有健康效益，乃至於有健康風險的身體傷害。

然而這樣的類比並不會合理化女性生殖器切割，反而是暴露了這些被主流價值觀視為相對正常的醫療介入，其實同樣可以被歸因於壓迫性結構對身體的規訓：社會對於美的狹隘定義、對於身體的物化、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等。但我們並不會因此禁止知情同意的美容手術，而是嘗試打破這些將美容手術正常化的結構，好抽掉它下面的薪火。

因此，也許「健康效益」並不是推動女性生殖器切割最合適的論述，更重要的進路，是對於整個將女性生殖器切割作為權力展現工具之一的壓迫性結構的解構與質問。而對結構的逼視與拆解是永恆的事業，其行動者需要堅韌的反身性，時時檢視自己的行動是否反而助長了另一個霸權。

小結

面對生殖器切割議題，實務上我們應該盡可能減少女性生殖器切割所帶來的危害，這當然包含了對於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限制，尤其是在缺乏任何可見效益及明確個人意志的處境下，在女性生殖器切割盛行乃至於法律體系仍不完整（例如索馬利亞）的區域，則需要更全面的健康與性別教育。

而觀念上我們則不能停止對於女性割禮在文化脈絡中的角色更細緻的挖掘，尤其避免民族中心主義或本質主義式的凝視或想像，並讓身處其中的女性生命經驗得到開展與對話的機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就要『切』」？──索馬利亞的十歲女孩之死》，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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