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秀雯（執業律師，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人工生殖修法小組召集人）

衛福部目前送進立院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無疑是台灣保障生育自主與多元家庭的重要一步。然而，細讀草案條文，卻不難發現這部號稱與時俱進的法案，實質上仍被舊時代的「生理決定論」(生殖器官綁定性別)與「異性戀中心」深深綁架，暴露出立法的盲點，並將跨性別者與同婚配偶推向邊緣。

第一個盲點，是性別與生殖器官的「死綁定」，直接沒收跨性別者的生育權。

現行草案是代孕脫鉤版（不包含代孕制度），在用語上，卻頑固地將「女性」或「女同性配偶」預設為擁有卵子與子宮者，將「男性」預設為有精子者。然而，台灣的司法實務早已走得更遠。自2021年迄今，多起跨性別者拒絕被迫依內政部行政命令進行性別手術，透過打訴訟成功變更法定性別的勝訴案例，意味著「法律上的男性」可能擁有子宮與卵巢，「法律上的女性」也可能擁有精子。

當法律性別與生理特徵脫鉤已成現實，衛福部的草案卻原地踏步。這將導致一位合法的跨性別男性，因為法律身分是「男性」，而無法依草案使用自己健康的卵子或子宮懷胎分娩。這種「用法定性別綁定生理預設」的「順性別中心」立法邏輯，無異於在制度上剝奪了跨性別者的生育自主權。唯有將「法定性別」與「特定生殖細胞、器官」徹底脫鉤，才能真正保障所有人平等的生育權。

第二個盲點，則是一場刻意的「名分貶抑」，反映出同性配偶在制度中依然被刻意隔離與視為「次等」。

台灣同婚法制化已7年，「配偶」一詞，在《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同婚專法）通過後，本就可以自然涵蓋有登記結婚的異性與同性伴侶。如草案不再刻意區分異性配偶與同性配偶亦同時有助於消除掉現行版本沒收跨性別者生育權的歧視性對待。但在現行草案中，對於「受術配偶」的定義，卻刻意將「夫妻」與「成立第二條關係的女性雙方當事人」分列。這種寫法令人聯想起當年同婚專法的妥協，彷彿同性配偶依據該法第四條所做的婚姻登記不配被名正言順稱為「婚姻」關係，必須貼上「第二條關係」的標籤才足以「安慰」反對者。

或許起草者的初衷純粹為了處理「異性配偶」與「同性配偶」有別的特定狀況，例如，草案擬開放同婚配偶A卵B生之情形（修正條文第16條），而起草者因為「順性別中心」（的盲點），認定A卵B生只可能發生在兩位女性同性配偶的情況，因此特別予以標明。但在立法技術上，這完全是多此一舉，且因為上述這類語言區隔使得草案整體的可讀性降低，許多條文用語邏輯的突兀感尤其強烈。

我們認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必須使用明確、統一、邏輯嚴謹且簡明的文字，使公眾能清楚理解，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盟）針對現行代孕脫鉤版本，建議在相同的開放適用對象基礎上，增列並統整以下用語定義，以同時解決上述盲點，並平等保障跨性別者及同婚配偶之生育自主權：

一、增列「婚姻關係」定義，同時將異性婚與同婚納入：此立法定義方式可參見黃捷委員所提修正動議第三條第四款「婚姻關係：指成立民法婚姻關係或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之配偶」。如此後續條文所稱婚姻關係就會同時包括同婚與異性婚，避免讓法律條文反覆且冗長敘述，製造象徵性的隔離、產生次等化同婚的負面效果。

二、增列「單身者」定義：指無婚姻關係，且得以自己子宮受孕者。取代現行草案「受術未婚女性」等用語產生排除「有子宮的跨男」的不當結果。

三、增列調整「受術者」定義：邏輯上應讓「受術者」一詞包括「受術配偶」與「單身受術者」，取代現行草案一方面將「受術配偶」不當區分為「夫妻」與「成立第二條關係的女性雙方當事人」，以及又另外使用兩個極爲相似卻有不同定義的「受術未婚女性」和「女性受術者」用語（在現行草案的定義之下，「受術未婚女性」指「接受人工生殖之無婚姻關係，或無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之女性。而「女性受術者」，則指「受術配偶女方或受術未婚女性」。這樣的立法用語，很明顯是完全不利於溝通和理解的。

四、增列「受術孕產者」定義：指「受術配偶」或「單身受術者」之實際孕產者，取代現行草案「女性受術者」用語特指人工生殖中孕產的一方。

結語：

這一次《人工生殖法》的修正，是各界引領期盼甚久的重大改革，本意是為了接住更多渴望生育的個人和家庭。倘若修正草案漠視跨性別者的存在與需求，甚至去鞏固對於同性配偶的隔離與偏見，那這部修正草案在保障若干「權利」的同時，也會不當加深社會排除與偏見。

期待行政院能聽進民間聲音，大刀闊斧修正上述不夠完善的條文，別讓這部應該要讓台灣引以為傲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竟因為立法技術和用語的缺失，而黯然失色、造成遺憾。

📍致謝：作者感謝伴盟人工生殖修法小組成員簡至潔秘書長、謝孟釗律師、謝宗蓉律師、黃冠中律師、何昀樺律師參與討論及貢獻建議。

📍本文於2026/06/28刊登於《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