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來Book Bar」九月場，邀請到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陳佩甄，分享其著作《愛的文化政治：台韓現代親民關係的殖民系譜》（2023）與《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2024）。主持人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提及今日的主題「台灣女同志的感覺結構」，指出九〇年代的女同志世界中，邱妙津是重要的節點。今年適逢邱妙津去世三十週年，她的的故事與悲劇，深刻地形塑當時及後來世代的女同志經驗。

📍回望九零年代

今年6月，陳佩甄老師發表《祝福與痛苦並存的心靈：邱妙津的死亡，及其後的台灣女同志社群》，以邱妙津作為引子，探討九〇年代女同志的「感覺結構」，並與自身生命經驗呼應。她指出，《愛的文化政治》（以下簡稱《愛》）與《冷戰的感覺結構》（以下簡稱《冷戰》）看似學術著作，其實都在處理自我認同與生命經驗問題，特別是《愛》追溯至20世紀初期，與今日主題有深刻的關照性。

今年既是邱妙津逝世三十週年，也是性別主流化三十週年。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滿活力，有各類異議與基進的出版品，如《島嶼邊緣》。佩甄老師指出，當時媒體刊物的「瞎搞」某個程度來自於缺乏既有感覺結構作為基礎。若以2014年太陽花運動作為當代年輕世代的精神狀態，九〇年代其實並沒有那麼具象的集體性運動。當時同志身份仍高度隱形，同志社團無法立案，同志運動多為線下或游擊式的參與。她回望九〇年代，發現許多的問題無法停留在當時的情境找到答案。於是，她的碩士論文處理九〇年代的酷兒翻譯——“Queer”為何變成「酷兒」。

📍對外部知識的懷疑

佩甄老師回憶，2000年初碩士論文寫完，大致梳理女性主義論述引進的路徑、酷兒文學範疇的建立、同志論述的文化翻譯脈絡等，卻未意識到自己大量閱讀的是西方知識。當時，西方參照與英語知識系統的在場，是那麼地理所當然。後來，她才意識想處理的不是「為什麼Queer變成酷兒」，而是「為什麼要把Queer引進台灣」。當時因為接觸到亞際參照——將亞洲作為思想與學術對話的對象與資源——她開始去質疑外部知識系統引入與理所當然的問題。

因為亞際的關係，她認識印度、中國、新加波、日本、南韓的學者，也接觸第一批女同志韓國友人，相識至今已二十多年，而這批友人是她這一路來維繫台韓研究的關鍵。隨後，赴美念博士，她開始以「學術事業作為生涯」的想像，才完全投入台韓的比較研究。《愛》即是她博士班時期完成的作品。這兩本書推動她更貼近那自己成長的重要的九〇年代。

📍現代愛的殖民性

佩甄老師指出，現代愛的殖民性與社會性是理解邱妙津與九〇年代的重要概念。現今人們談戀愛、追韓劇、聽流行歌、看動漫，看似在想像與實踐愛，可是那並不完全是愛的真實。20世紀初期，愛的概念引入東亞時，已經高度與國族建構、殖民主義、文明啟蒙等政治意識形態連結在一起。愛，並不是自然而然且貼近日常生活的。

她提出核心問題：「愛被拿來做什麼？」，將現代愛視為「動詞」，討論當中的殖民現代性問題，尤其當時知識分子如何使用「愛」。她發現，愛是被用來分類人群——不是浪漫愛去製造同性愛，而是沒有同性愛就沒有現代愛。當時人們其實不清楚現代愛是什麼，但是都在寫社論、寫小說去追求現代愛。

在寫邱妙津之死的文章，佩甄老師也透過現代愛去理解邱妙津的狀態。一方面年輕世代可能覺得邱妙津是恐怖情人、情緒勒索，但另一方面，那個時期的壓抑與痛徹心扉，以及自我厭惡且傷害他人，其實反映出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在書寫浪漫愛時的一種內涵。

愛是有雙重結構，一部分是象徵個人的選擇與自主——我能夠去愛人、選擇我所愛的對象，另一部分是作為個人主義與社會規範之間斷裂的縫合劑。畢竟20世紀初期社會正經歷劇烈的轉變，既有的人際關係、家庭想像、再生產模式，都因國家概念的出現、女人可以受教與進入勞動等而重組，同時殖民與帝國系統進入、國家意識浮現，上層需要壓制下層的混亂、各種能量的萌發與新主體，而現代愛在當中扮演了規訓的角色。

以新女性書寫為例，過去，女孩在國小畢業前就要出嫁或在家從事勞務；如今，她們有機會讀完小學，甚至進入中學，逐漸變成個人主義式認同的主體，但是社會卻不知道如何安置——若沒有安置就會被視為製造混亂。於是，20世紀初期「新女性」的描寫幾乎以悲劇收場：不是發瘋、自殺，就是嫁為人妻；後者是最好的結果。這些悲劇都作為警示的預言。這表示，國家與社會一方面鼓勵「進步文明的主體」，另一方面卻仍不願放棄原本加諸在女性的整套規訓系統。

回過頭來看邱妙津，佩甄老師透過「愛的無意識」——人透過愛的概念去追求慾望與建立自我的同時，也透過排他去指認「非我族類」，意味著現代愛的成立得透過指認「什麼不是愛」。同性戀不是愛、青少年的愛不是愛、外遇也不是愛、多元成家也不是愛。透過排他系統，愛的內涵被本質化與自然化——愛是精神的、道德的、去肉慾化的、文明的、進入婚姻的。當國家處於擺脫殖民命運、富國強兵的時期，需要新知識與新形態社會關係，在現代愛的慾望引入後，變異成最理想與永續的形式，就是透過親密關係去實踐一夫一妻制與結婚生育。

📍重新發明愛

在書中，佩甄老師回顧台韓近年的同志運動，發現「愛」成為共同標語。台灣第一次是2009年以「愛很大」為主題；韓國則在2014年提出「愛可以戰勝仇恨」。巧合的是，兩地也同時遭遇首次保守團體的公開遊行抗議：台灣同志遊行前一週，宗教團體舉行了反同大遊行；韓國則出現首次伴隨暴力的抗議。

她認為，這兩造之間都在爭奪「愛」的詮釋權。同志運動強調「同性愛也是愛」、「愛是平等的」、「愛最大」，而保守宗教團體則主張「同性愛不是愛」、「不是合格的愛」，甚至與亂倫相提並論。在21世紀下的台韓社會參照，就可以看見不同的政治宗教立場的群體都在追求愛——我的愛才是正確的愛。台韓社會的同運或反同論述，她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愛」本身。

佩甄老師提醒，從20世紀初，「愛」已透過國家化、文明化、啟蒙化、語言化、文學化等操作，讓我們已經把愛自然化、透明化、普遍化，彷彿人人都能觸及、實踐、擁抱。然而事實上，「愛」是一種經由國家體系與現代文明論述創造出來的、具有資格化與排他性的概念。這也是她的研究試圖回應的問題：作為同志，在經歷二三十年的社會運動與學術探問後，該如何重新想像「愛」，進而化解邱妙津留下來的時代困境？

對此，佩甄老師沒有答案。她強調，自己不是要反對或放棄「愛」，而是要把「愛」問題化。她非常贊同《性革命，重新發明愛》（Sexual Revolutions：Reinventing love）紀錄片中的宣稱：愛需要被重新發明——呼應了20世紀初新的世界秩序重新發明與建立，意味著要回應邱妙津所留下來的心靈狀態，必須去改變世界。

📍情感與感覺結構

第二本書取名為《冷戰的感覺結構》，佩甄老師指出這結合了兩個面向：歷史框架是冷戰時期，理論框架則是「感覺結構」。它延續前一本書的關懷，關注性／女性主體如何從殖民到冷戰框架中被重新建構與轉化。以性別研究為核心，她試圖指出既有冷戰研究忽略的面向——「情感」。

她朗讀書中的文案：「對處於冷戰分斷系統的人們來說，在現實事件發生前的各種『預感』，並非在為即將發生的具體事件鋪陳，『感覺』自身就是真實事件。對於權力與監控機制來說，這些感受才是驅動系統的核心。」例如，反共主義並非源於人們真實遭遇「共匪」──事實上，多數人一生都未見過共匪──而是心裡有一個共匪。從兒時牆面標語（匪諜就在你身邊），反共塑造恐怖主義——寧可誤殺也不可放過，國家或上層意識形態透過感覺驅動滲透到日常生活，讓每個人都參與這套政治運動，以排除所有會帶來社會秩序危害的人。

在這個過程中，性與性別扮演關鍵角色。當時的反共宣傳指控共匪破壞家庭，讓「媽媽不是媽媽、爸爸不是爸爸、讓小孩沒有爸媽」，捍衛與維穩原本的家庭結構，也藉此把女性重新拉回「男主外、女主內」的位置，以穩定戰後社會秩序——二戰結束後，男性從戰場回歸，女性被迫退出曾經進入的公共領域，引發工作權與家庭角色的衝突。這些衝突的能量最終被納入冷戰的反共敘事，異議聲音被壓制、埋葬。佩甄老師關注的是，那些習以為常的日常情感想像，是如何在這個系統中被創造出來。

在書中，佩甄老師處理了六種情感。第一是「恐怖」，與冷戰時期的反共、間諜、殺害恐怖有關。第二是「幸福家庭」，她認為所謂幸福家庭其實是一種美式核心家庭想像，要有冰箱、沙發、養狗、窗簾，但其實當時多數臺灣家庭並不具備這些條件，但仍然會慾望那樣的生活。這種慾望本身就是情感的驅動。而「不快樂／失格母親」作為鞏固幸福家庭論述的反面。這讓她理解到，情感往往有共生的正反面，而不是簡單對立。

第三是「快樂女工」，女工被塑造為快樂地去做工的一群人。第四是「女性主義」，佩甄老師用「感覺民主」來探討，指出民主並不是真實體制，也是一種感覺——我覺得民主是要去救娼妓、養女。

📍不快樂的同性戀

與今天的主題扣合的是最後一種情感——「憂鬱酷兒」，書中分析的是台韓兩部2017年的紀錄片：台灣的《日常對話》與韓國的《誰在找麻煩》，聚焦兩位酷兒前輩：韓國的主角出生於1945年、開計程車；台灣的T媽媽則是1955年生，年輕時曾當過女工，後來因家暴離開丈夫，帶著孩子借住他人家，最後進入牽亡陣場域，才逐漸穩定生活。

這些故事給了佩甄老師重要的啟示：這兩位前輩其實離「憂鬱」很遠，即便他們身處最壓迫的年代，仍有自己的社群、戀愛與快樂經驗。T媽媽唯一感到羞辱的是遭遇家暴，而不是自己愛女人。這讓她重新思考：我們是否習慣了「身為同性戀是弱勢、被社會壓迫，所以才憂鬱」的論述。而酷兒前輩並不是「憂鬱酷兒」。

20世紀初期，浪漫愛在建構典範過程去創造各種的「他者」，並將多種「性表現」病理化、醫療化、精神病學化。佩甄老師指出，同性戀也包含其中。直到1974年，同性戀才正式從精神醫學診斷手冊移除。然而，同性戀雖然不再被視為病態，但是社會為了維持其他親密關係（如一夫一妻制）的秩序與穩定，仍持續規訓同性戀。以書中引用1979年的社論為例，提及國內比較容忍同性戀，同性戀不是變態，他們也能快樂生活，唯一有問題的是那些「不快樂的同性戀」。這令佩甄老師思考，如何將「憂鬱酷兒」與「不快樂的同性戀」之間做一個對話或歷史的辯證。當「不快樂的同性戀」成為一種規訓，紀錄片中的主角並沒有不快樂，那麼不快樂到底是誰？

書中以「情緒政體」（regime of feelings/emotion）概念來述之：情緒變成一種懲罰，你若要快樂只有透過特定被接受的方式才能快樂，例如順性別才會快樂、生理女性穿褲子就會不快樂。「不快樂的同性戀」就是這種情緒懲罰與治理。

📍憂鬱轉向羞恥

佩甄老師回顧九〇年代所閱讀的酷兒理論，從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到海澀愛（Heather Love），都在談負面情感：正視酷兒的羞恥與憂鬱情感、反驕傲的論述，批判白人與中產階級性認同的實踐或生活想像，批判驕傲、陽光、正常化的同運論述。不過，Sedgwick等酷兒理論學者不是在否定同性戀的快樂驕傲，而是重思憂鬱與羞恥情感的轉向。

佩甄老師先分享自身經歷：大學時期她才認同自己喜歡女生、是女同志，但是當時資源很少，她去圖書館、書店找同性戀的書，但因為宿舍是六人上下舖，她不敢把書帶回去。印象深刻的是，她買了矛鋒的《同性戀文學史》（1996），還特地把書封面拆掉，只留下白色頁面，才敢放回書架。那時候的她還沒完全確定自己的性傾向，卻已經知道「同性戀」三個字會帶來的羞恥感。當她認同自己、成為快樂的女同志，不經思考：既然我能自然自在地接受自己，周遭親友也接受我，那我到底要「憂鬱酷兒」什麼？

一直到碩士班，她才系統性地接觸台北精英圈所生產的酷兒同志文學系譜，發現即便是同一世代，其實對邱妙津等經典作品的感受也不一致。即便在同一時代、共同面對性認同過程，在不同城市、不同人生階段、不同的挑戰，彼此的經驗差異很大，那麼如何探討「感覺結構」。拆書封面的舉動，讓她意識到同性戀這三個字是污名、羞恥，是感覺結構的重要線索。憂鬱，雖然是易於傳播與討論的觀念，但是，它也是被病理化、精神病學化的，是系統化的。她對於系統化的東西稍微保持距離。反觀，羞恥是一種病嗎？佩甄老師指出在我們的經驗感受裡，其實是比較排除羞恥。

回到Sedgwick，佩甄老師指出這位酷兒理論家經歷八〇年代愛滋恐慌、九〇年代初罹患乳癌過程，重新思考認同政治問題，把負面情感轉向羞恥，而Sedgwick最常被引用的兩造相互辯證的觀念就是偏執閱讀與修復式閱讀。偏執閱讀，是在愛滋恐慌以降，認為世界充滿壓迫與歧視，而其被啟動的句型是「Shame on you」、從「羞辱」去理解酷兒主體認同。但是，Sedgwick認為將酷兒定義為異性戀常規的逾越者，是不足以解釋酷兒生命經驗，因此他去處理情感，認為羞恥是有高度主體性與社會關係性——因為你不會自己感到羞恥，羞恥是與文化、社會互動後才生成的。因此他轉向修復式閱讀，是要把原本否定或拋棄的東西重新建立起來。

📍女同志的感覺結構

九〇年代既充滿活力與批判性，也發生許多暴力事件：T-bar被偷拍導致關店、有人因此被強迫出櫃而經受家暴、邱妙津的死亡，以及北一女學生自殺。佩甄老師特別提及她重讀女學生的遺書內容，認為它沒有那麼典範化為「同性殉情」。她談到，從日治時期開始一直都有女性同性之間攜伴自殺的例子，那麼為什麼不是男男之間。男男的親密關係被呈現的公共化視覺不是相接自殺，更多的是暴力、互殺。

理解邱妙津的死亡與整個研究過程，佩甄老師說其實是與作為生理女性身份綁定，比如T媽媽的羞恥不在於她的性認同，而在於她作為女性，她說：「我長這麼大，為什麼要被人打？」這句話讓佩甄老師深刻感受到那個羞辱感。而T媽媽用了很長的時間才把它修復起來。因此，羞恥是有一個共同體式的經驗結構。在《冷戰》的每個章節，每個女人都有羞恥經驗。女工有羞恥經驗，因為她既不是女人也不是勞動者；母親也經常有羞恥感，因為她不是合格的母親；娼妓更直接指向羞恥結構。經歷九〇年代那個階段的女同志，或拆下書封面的那個羞恥，佩甄老師自問至今是否仍然在運作。她認為即便到現在，仍未向父母完全出櫃，也是因為不想讓父母感到羞恥。

佩甄老師坦承，今天的演講沒辦法回答自己設定的問題——女同志的感覺結構到底是什麼。不過，她認為至少做到初步的轉化，將過於熟悉的「憂鬱論述」轉向「羞恥」，回扣酷兒理論的系譜。她也提醒這並非要把理論套入台灣經驗，而是想要從九〇年代出發，繼續處理冷戰時期感覺結構中多重的羞恥共同體。

最後，佩甄老師分享她下一個計劃是處理台灣與韓國的酷兒文化史，也與學術圈外的夥伴進行女同志文化記憶庫計劃，嘗試去重建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文化史。這個行動，不僅僅只是回應自身的生命經驗，其實也是在處理同婚之後的斷帶，既是台灣的同運史。這或多或少，也回應了邱妙津之死帶給她的一種時代的啟發與遺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