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場「帶一本書來Book Bar」活動，邀請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鄭芳婷，以親切幽默、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大家認識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Karen Barad的經典著作《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活動由伴盟創會理事長許秀雯律師擔任主持。

芳婷老師從Barad的「物質－語言實作」、「不確定／未定」、「互動／內動」、「能動切割」等關鍵概念出發，穿插劇場表演、醫療倫理、轉型正義等生活與社會經驗，將看似艱深的量子物理與哲學概念化繁為簡，讓即使是文組背景的觀眾，也能逐步理解Barad如何思考物質、關係與萬物生成的關係。

以排演打版世界

活動開場，芳婷老師分享自身學術研究的歷程。臺大戲劇系畢業的他，最初以演員為志向，後來逐漸思考表演不應只是展現技巧，而應追問「為什麼要做這些動作、為什麼要在舞臺上做這些表演」。受到德國舞者Pina Bausch「不要想怎麼跳，而要想為什麼跳」的啟發，他赴海外進一步研究表演，並轉向「人類表演學」，關注日常生活中作為一種表演的解析，包括許多人類行為模式、文化儀式等，都可作為一種文本。博士班期間進入酷兒研究，理解「酷兒」不僅指涉LGBT身分，也能被視為抵抗主流霸權、重新思考既有秩序的一種方法，因此能延伸至性別之外的不同領域。此後，他與其他酷兒研究者雖各自轉向戰爭與生命政治、女同志歷史與記憶、藝術等不同議題，卻共同關注如何理解世界並使其變得更好。

芳婷老師提及過去戲劇研究的大部分討論的是最終呈現的結果，然而，他更感興趣的是這個展演是如何「排演」出來的。他指出現場的演出，一半是表演者不斷地反覆排演，另一半則是在現場與觀眾互動中持續生成。正因每次演出都可能受到當下情境影響而產生變化，舞臺也因此成為一種「打版」或實驗的空間，讓人可以開創地想像不同於現實的世界運作部署。相較於現實世界中的制度改變往往需要大量資源且可能難以逆轉，表演則能透過象徵與想像，實驗新的可能性，也促使他持續思考「我們到底是誰」，以及人類如何理解自身與世界。

萬物如何形成？

2006年冥王星正式從九大行星被除名，降為矮行星。芳婷老師以此說明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如何持續衝擊近代宇宙觀與存有認識論。他進一步從戰爭、2019年疫情、到日本極端氣候與AI等全球性議題，強調人類彼此及與環境之間的牽連感，然而這種「危殆性」並非均等分配，不同階級與位置的人承受的風險也有所差異。他指出，「我們現在在一個永恆的『例外狀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在這個地球上要有怎樣的責任」以及如何想像我們與萬物的關係。

在此脈絡下，他介紹「新物質主義」：相較於「舊」物質主義將物視為被人類操控的被動對象，新物質主義強調物質本身具有活力與能動性，並主張萬物（包括非人生命與物質世界）休戚與共的關懷與倫理責任。

以 Karen Barad 於 2007 年出版的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為核心，芳婷老師指出，Barad 在女性主義科學研究與科學哲學的脈絡中，拒絕將科學知識理解為二選一的問題：它既不是對一個與實作完全無關的客觀世界的單純再現，也不能被化約為語言、制度與權力任意建構的結果。Barad提出「能動實在論」（agential realism），主張物質與意義、知識與存在、事實與價值並非彼此分離的領域，而是在具體的物質—論述實作中共同生成。當前，我們應該重新追問：哪一種實作使某些界線、對象與可知性得以成形？Barad 藉由量子物理重讀女性主義科學研究，重新思考物質與意義、因果與論述、知識與倫理的纏結，並要求認識者對自身參與其中的世界生成負起責任。

未定性、內動、裝置

談及 Barad 的量子理論，芳婷老師從玻爾（Niels Bohr）的哲學—物理學出發。玻爾對量子測量的思考，將實驗裝置置於知識生成的核心位置：裝置的安排參與現象的形成，使某些物理量與特徵得以顯現。雙縫實驗中的路徑資訊與干涉圖樣，正提供了一個鮮明的例子。 Barad 以「未定性」（indeterminacy）描述這樣的狀態。他關切存在層次上的未定：在相應的物質關係與實驗裝置尚未形成之前，某些性質尚未取得可判定的形式。這條思路也為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確定性原理與玻爾的互補性提供了較清楚的位置。海森堡指出，位置與動量等物理量無法同時被任意精確地確定；玻爾則關注實驗安排如何決定可被取得的現象。在雙縫實驗中，完整的路徑資訊與清晰的干涉圖樣無法於同一安排下同時取得。Barad 因而將互補性理解為現象與裝置之間的關係，並由此展開他對物質、知識與關係生成的思考。

「內動」（intra-action）概念延續了此思考。一般所說的互動，往往想像兩個已經完成的個體彼此接觸，Barad 則將目光放在關係如何使個體成形。人、物、技術與概念在關係裡彼此牽動，界線隨之浮現。能動性也在這些關係中發生，並隨著場域、技術與行動方式而改變。Barad 所說的「組配」（apparatus）涵蓋的範圍很廣。科學儀器、空間安排、身體姿態、操作程序、技術設備、概念分類與論述規則，都可能構成裝置的一部分。組配所實作的「能動切割」（agential cut），使觀察者、觀察對象與可被辨識的性質暫時取得輪廓。這些輪廓帶著暫時性，會隨著實作持續移動與重組。

芳婷老師以參與《夜長夢多》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進行實境演出的經驗為例。演員、觀眾、遺址、行走路線、角色指令與觀看規則交織成一個密集的現場。觀演關係隨著身體位置與行動路徑不斷變化：誰帶領、誰跟隨、誰觀看、誰被觀看，都在當下重新獲得意義。這段經驗讓 Barad 的概念變得格外具體，也讓人感受到關係本身如何塑造表演的條件。

從操演性到歷史修復

接著，芳婷老師談到 Barad 對 Judith Butler「操演性」的重新發展。Butler 對性別的討論，關注規範如何透過反覆引述與實踐，使性別化的身分、身體與可理解性逐漸成形。Barad 將此概念延伸為「後人類操演性」（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他思考物質和論述實作如何持續生成差異、界線與現象，並將非人存在、技術與物質條件納入其中。Butler 著重於規範如何塑造性別化的身體與主體；Barad 則進一步處理實驗裝置、物質配置與非人能動性如何參與世界的形成。兩人的工作都讓身體、權力、關係與責任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 

Barad 後期的著作，尤其是討論時間與核暴力的文章，將歷史傷害與正義問題推到前景。他透過原爆、核殖民、殖民統治與環境破壞等議題，追問那些看似屬於過去的暴力，如何仍在當下的時空與物質關係中發生作用，讓遭到拆散、抹除或規訓為既成往事的關係重新聚合。這樣的思考可與臺灣轉型正義展開深刻對話：歷史遺址、檔案、物件與身體所承載的，並非已然終結的過去，而是仍持續形塑當下的經驗與關係。不過，若要使此對話具有政治效力，修復工作仍須與歷史研究、檔案開放、制度改革及受害者權利保障並行，不能以哲學性的「重新面對」取代具體的究責與補償。

交流環節中，有觀眾提問互動式或論壇劇場面對敏感議題時，如何避免演員因觀眾互動而觸發創傷反應。芳婷老師指出，現場演出的不確定性使排演難以預測所有情境，更重要的是應思考如何在演出前建立讓演員感到安全與被賦權的機制，也認為不應將「硬撐」視為演員工作的必要條件。秀雯律師也指出，創傷未必能完全避免，但可透過事後討論、分析與反思，讓演員得以言說自身感受與創傷來源；兩人也共同強調，為情緒或恐懼命名，是理解與面對創傷的重要一步。